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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我与中国和日本的许多 KKR 同事（包括华长春（担任我们大中华区和北亚区的经济学家））会面，会见了企业高管、货币政策制定者、政府官员和我们的 KKR 交易团队。这是我今年第二次前往该地区，也是自新冠疫情以来第六次前往该地区。幸运的是，我最近去亚洲旅行的时机非常偶然。例如，去年九月，我登陆的那天，中国经历了“不惜一切代价”的时刻，而日本则在同一周选出了新首相（见亚洲之路的思考，2024 年 10 月，了解详情）。与此同时，我今年（2025 年第一季度）第一次亚洲之行发生在贸易紧张局势最严重的时候。这一背景引发了多次高层讨论，讨论全球经济从良性全球化时代过渡到大国竞争时代时如何运作。
然而，这次访问对他们来说都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中国围绕潜在的重大贸易协议的情绪相当“热烈”，而在东京，日本大选结果和特朗普贸易协议都刚刚出现。在亚洲内部互联互通不断增强的背景下（我们的全球论点的一部分，即在美洲、欧洲和亚洲，我们正在朝着出现更多区域性“中心辐射”模式的方向发展），我们作为一家公司继续“倚靠”该地区。事实上，鉴于强劲的潜在增长以及企业、金融服务/保险、基础设施、房地产和信贷垂直领域的资本需求，亚洲仍然是 KKR 的主要关注点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现在在亚洲的 9 个办事处拥有 600 多名员工，代表我们的客户管理超过 750 亿美元，另外 45 亿美元（成本，非公平市场价值）通过 KKR 的资产负债表投资于该地区。
这次旅行我们学到了什么？
